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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籍名人抗战言行录

信息来源:绍兴日报 日期:2015-07-01 浏览次数: 字号:[ ]

   时光飞逝,似乎就在转眼间,抗战胜利已经整整70年了。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已日渐故去,那段历史也渐趋尘封。然而,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那段改变祖国命运的历史,那段中国现代民族意识觉醒和现代民族精神形成的历史,显然比以往要深刻得多、丰富得多。

    蔡元培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蔡元培赋诗《七月二十八日感事》,希望全民抗战,尽灭日寇。为战胜在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上都比中国强大得多的日本,蔡元培提出“科学救国、振兴中华”的方针。发展科学事业,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他认为,近代西方国家之所以繁荣强盛,都是因为学术人才辈出,科学昌明发达的结果,一个没有科学,知识蒙昧和经济落后的民族,也就没有国防。他满怀民族自信心,认为只要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就能产生出与巴斯德、爱迪生等相匹敌的大科学家、大发明家。他常常告诫学生,在关心国难大事,从事救国运动的同时,还要力学报国,振兴中华,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穷落后状况,免遭帝国主义欺凌。

    蔡元培经常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来勉励中央研究院同仁,要他们坚守岗位,尽忠职守,为发展祖国科学而献身。他在中央研究院延揽专家学者,在一些学科中开展研究,并取得成绩,提携扶掖了李四光、竺可桢、陶孟和、赵元任、任鸿雋、丁西林、翁文灏、董作宾、傅斯年等一批优秀的科学家,培养了不少科学研究人才,为中国科学研究事业起了奠基作用。蔡元培的抗日救国主张,以及反对国民党倒行逆施的正义行动,受到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的欢迎和赞许,希望他为抗日救国伟大事业而继续努力。为了全民抗战,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二次合作。蔡元培对此感到由衷高兴,他欣慰地说:“犹欣欣然以国共能重新合作共赴国难,为国家民族之大幸。”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蔡元培举家迁居香港。他时刻关心时局,忧念国事,痛心山河破碎,大片国土沦亡,热烈期待全国军民取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他积极参加以抗日为主题的爱国运动,曾担任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中国分会的名誉主席,并用《满江红》词牌,为国际反侵略大会中国分会作会歌,歌中洋溢深厚的爱国热情,充满了反侵略战争必胜的信心:“公理昭彰,战胜强权在今日。概不问,领土大小,军容赢诎。文化同肩维护任,武装合组抵抗术。把野心军阀尽排除,齐努力。我中华,泱泱国。爱和平,御强敌。两年来,博得同情洋溢。独立宁辞经百战,众擎无愧参全责。与友邦共奏凯旋歌,显成绩。”但是,1940年3月5日蔡元培不幸病逝于香港。

    鲁 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反对抗日、禁止抗日宣传、屠杀抗日游行的示威学生和民众,凡有抗日宣传内容的报刊即被封禁。即使冒着生命的危险,鲁迅仍然写了一些反对日本侵略、反对国民党“亲日反苏”政策的文章。鲁迅在1931年10月发表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拔都死了;在亚细亚的黄人中,现在可以拟为那时的蒙古的只有一个日本。日本的勇士们虽然也痛恨苏俄,但也不爱抚中华的勇士,大唱‘日支亲善’虽然也和主张‘友谊’一致,但事实又和口头不符,从中国“民族主义文学者”的立场上,在己觉得悲哀,对他加以讽喻,原是势所必至,不足诧异的……日本人‘张大吃人的血口’,吞了东三省了。莫非他们因为未受傅彦长先生的熏陶,不知‘团结的力量’之重要,竟将中国的‘勇士们’也看成非洲的阿剌伯人了吗?”当年12月又发表《“友邦惊诧”论》,不仅对日本的暴行进行了谴责,也对国民党迫害残杀抗日学生的罪恶以及“友邦”的假民主、假正义的嘴脸给以了揭露。

    1932年1月28日上海松沪会战开始,鲁迅被迫躲入法租界的日本友人内山的书屋内,上海文坛已基本不存在。战乱停止以后,鲁迅继续用他的笔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同不抗日的国民党政府战斗,这一时期有很多杂文都与抗日有关,收入在《伪自由书》中。胡适与鲁迅的矛盾之一就是在抗日问题上,有记者发表对胡适的采访录,引用了胡适的一句话:“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鲁迅看了这句话非常生气,1933年3月26日在《申报·自由谈》以“何家干”的笔名发表《出卖灵魂的秘诀》,文中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说来,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此文乃瞿秋白所作,用鲁迅的笔名发表,后来鲁迅将其收入在《伪自由书》里。此外,《花边文学》中的《算帐》一文,《且介亭杂文》中的《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的《田军作<八月的乡村>序》一文,都提到了“征服中国民族的心”的问题,鲁迅给予毫不留情面的抨击。

    鲁迅即使在病中的最后岁月里,也一直牵挂着文学界“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1936年8月《作家》月刊上刊登了鲁迅文章,成为他的遗言:“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

    范文澜

    1935年范文澜编成《大丈夫》一书,是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时刻写成的。这部著作以表彰历史上具有崇高民族气节,勇于为国捐躯沙场,或不畏艰险建功立业的英雄人物的方式,呼吁广大青年和亿万民众挺身而出,抗日救亡,显露出把著述与国家民族命运相结合的倾向。本书选录古人的标准,道德与事业并重,而着重点更在道德一方面。因为事业失败,大部分是受环境支配的;道德的责任,任何人都可以担负起来。孟子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一个人如果有这样坚决的自信,有这样高尚的志愿,相信任何伟人不朽的事业和荣誉,一定很容易成就。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正义所在,舍命去做,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愈是显出人格的伟大。每当外力侵入中国的时候,总有许多忠臣义士,用各种方式参加民族间悲壮的斗争。本书所举张骞、苏武等二十五人,只是取其声名最著,做个代表的意思。范文澜希望,每个读者也都学作大丈夫。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范文澜在河南大学任教。他立刻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浪潮之中。他1938年9月,他主持创办了《风雨》杂志,亲自撰写文章,积极宣传抗日。他在《对持久抗战的几个肤浅意见》一文中严厉地批驳了唯武器论,指出只要组织民众、训练民众,进行全民族的战争,我们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为了组织民众进行抗日游击战争,他编写了《游击战争》一书,两个月就销售5000册,范文澜一下子成了闻名的“游击战术专家”。 为了延续中国文化的血脉,为了延续抗战的血脉,他策划成立“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首期招生100多人,并亲自授课。1939年他来到信阳四望山,参加了新四军,同年秋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1月,在刘少奇的建议下,范文澜经过长途跋涉,来到冰天雪地的延安。气温虽然极其的寒冷,然而他的心里却滚烫滚烫:“我‘过五关斩六将’,冲破若干险阻,居然走到这‘寤寐求之’的边区了!快乐的把铺盖卷丢弃在汽车上,多光明的边区啊!我到边区了!我清算过去四五十年的生活,一言以蔽之曰烦恼。现在开始清爽快乐的生活了。” 在延安,范文澜把自己的抗日热情全部倾注在建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之中,为科学地解释和弘扬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做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中国通史》于1941年上册出版,1942年中册出版,标志着范文澜建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体系。他一改中国传统史学帝王将相为主角、循环不变为价值取向的写法,明确将唯物史观的五种社会形态论、人民群众主角论、生产力发展论、阶级斗争动力论贯穿到中国历史的内容,使得中国历史研究获得了新感受、新视角,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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